从这样一个普遍且简单的社会现象切入，上海市副市长、儿科医学专家，曾任上海市教委主任的沈晓明开始向记者阐述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教育生理学。
在任上海教委主任之前，作为儿科医生的沈晓明和他的团队的研究领域，就已经涉及教育问题，并对医学中的教育问题逐渐展开深入研究。谈到教育生理学这个新概念，沈晓明坦言，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简单地说，教育生理学的研究范围就是医学当中的教育问题，或者教育中涉及到医学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但是有些长期被人们忽视了。比如，教室里的灯光到底应该多亮才最有利于保护学生的眼睛？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现代城市人一生中有近20年时间几乎每天都在教室里上课、游戏。因此，教室照明不科学是否也是城市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呢？曾经有人提出过此问题，呼吁医学界、教育界、照明界联合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研究，得出科学结论。沈晓明曾经研究过上海教室灯光的照度和质量，发现有很多问题。按照国家的标准 ，教室课桌面上的平均照度值不应低于150lx，国外的标准还要高一些，为300～400lx。
沈晓明认为，现在教育界对心理学的关注是充分的，对生理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他近年来一直研究并在各种场合宣传教育生理学的重要性，他希望能在中国建立这个学科，而且希望能够将教育生理学纳入教师教育。
“师范大学培养的是将来的老师，这些人必须充分地了解孩子。充分地了解孩子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生长发育的规律和心理，而现在的师范教育显然没有涉及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
沈晓明说，这个问题对于幼儿教师来讲更重要，因为学前教育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孩子的任何学习和生活的活动都是基于他的生长发育水平。老师如果不了解，不可能教好孩子。
我有一个梦想，能依据孩子的发育成熟度而非年龄决定能否上学
孩子究竟几岁开始上学好，教育界一直争论不休。钱学森先生曾经说过，人的学习能力是无限的。既然是这样，如果孩子5岁上学，就能更早地进入学习环境，他到18岁时，就比6岁入学的孩子多学习一年。但是也有生理学家认为，其实上学晚未必是坏事，年龄大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效率也就高，5岁时需要两个小时学会的知识，到6岁时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学会。但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也就没有定论。
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的入学年龄差异性很大。总体来讲，北欧国家入学年龄比较晚，7岁；中国等大多数国家是6岁；英国、荷兰、北爱尔兰是5岁甚至更早；而美国比较自由，家长可在5～7岁之间自由选择。
2006～2007年间，不同国家的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个话题。2006年8月，英国的《卫报》报道，英下议院认为学生入学太早，应该晚一点。2007年9月，苏格兰一家媒体说，经过研究调查，他们认为，相对于现在的入学体系，孩子应该推迟入学为好。英国《每日电讯》几乎在同时发表文章说，如果孩子上学太早，在生理上还不具备上学的能力，容易产生挫败感，有可能终身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也认为，晚上学对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有好处。
与西方媒体呼吁让孩子晚入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家长争先恐后地想突破6岁入学的规定，有人甚至不惜提前剖腹产或窜改户口记录。
对待何时入学这个问题，家长、老师和孩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家长盼望“神童走进我的家门，越早越好”，孩子认为“我还没有玩够”，老师则希望“孩子再成熟些”。
那么，究竟何时入学才合适呢？沈晓明认为，这不应仅仅取决于年龄。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这应该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孩子的成熟度，二是课程标准，或者调整年龄，或者调整课程标准，让孩子的成熟度和课程难易程度相匹配。
“我有一个梦想，一是在中国从此不再规定上学的年龄，二是让孩子的心智发育和体格发育的成熟度来决定是否应该上学。”沈晓明有些动情地说。“有些孩子也许只有5岁，但是他的生理成熟度表明他已经具备了上学的条件，反之亦然。简单地说，就是让发育儿科医生对每个孩子做一个成熟度的评估，由家长自主+医生评估来决定孩子何时上学。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我认为也是先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的教育制度。”美国现在虽然是5～7岁间自由选择入学，但是也并没有这样的评估。
据沈晓明介绍，在日本就有这样的测试，叫“儿童入学十项” ，主要是测试孩子是否可以上学。所以他肯定儿童上学能力是可测量的，不过要根据中国孩子的情况以及中国的文化来开创我们自己的测量技术。
多动症的诊断被严重滥用
多动症和孤独症，目前在教育界已经不再是生僻的概念。沈晓明认为，现在多动症的诊断被严重滥用，“每年到我们科里看病的人数远远高于确诊人数，每年的高峰都在9月份”。沈晓明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是夸大的宣传。第二是老师的“误解 ”，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班级里多一个“坐不定”的学生，会给教学带来很大麻烦，但如果该学生被确诊为“多动症”，那他的成绩再差老师也不用负责了。“这样对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别说他的权利被严重忽略了，他的人格都被忽略了。”沈晓明说。第三，多动症的诊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非专科医生把握不好诊断的标准。
除了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影响，这种诊断滥用还造成不必要的诊疗，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一直在呼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多睡一小时
从1989年开始，沈晓明开始研究儿童睡眠问题。在比较了自己的父亲和儿子后，他发现，中国人童年期的睡眠一代人比一代人少。不仅是社会的发展使传统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观念受到挑战，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激烈、娱乐活动增加和学业负担加重等原因，也使越来越多的儿童难以享受“ 高枕无忧”的乐趣。
从研究自己的孩子入手，他发现，中国孩子在每个年龄段基本上都睡眠不足。他曾经对9省市的两万多名孩子做过调查统计，发现中国6岁儿童比美国、比利时等国的同龄儿童睡得都少，比瑞士的孩子平均少睡两个小时。
研究发现，上海市学龄儿童平时睡眠剥夺发生率高达83.3%，即使在周末，仍有47.5%的儿童达不到10小时的国家睡眠标准。
沈晓明和他的团队进行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模型研究均表明，儿童睡眠剥夺影响儿童脑发育，表现为认知能力和学习记忆能力的下降，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Sleep》等杂志。在此问题上，他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睡眠不足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沈晓明说，一个孩子的智商下降几分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一个群体的智商都下降5分，影响就太大了。现在，我国智商在70分以下的智障儿有600万，智商在130分以上的天才儿童也是600万。但如果儿童群体的智商平均下降5分，那么智障儿童就会增加到940万，而天才儿童就只剩下260万了。
基于这种认识，在沈晓明任上海市教委主任期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迟中小学生上学时间，实施“让孩子每天多睡一小时”计划。“我一直在呼吁，希望各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能够出台措施，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多睡一小时。”
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是最重要的教育规律，懂得这个规律才能教学生学习是有规律的，而学习的规律很多又是建立在孩子生长发育规律基础之上的。以数学学习为例，研究表明，即使有着人种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但是儿童数学概念发展的规律是基本相同的。学习数学，读数、写数最难，找规律、立体图形对比最容易。但是中国的数学教学都是从写数和读数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难的路，我们为此付出了更多的时间，甚至让很多孩子从此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众所周知，中国孩子的数学学习能力普遍比较高，但是，我们的数学教学就没有遵循生长发育规律。
同样的，尽管各国文化背景不同，且使用的文字不同，但语言发展的规律却基本相同。研究发现，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最初学会的50个字基本都是一样的。在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中，第17~18个月是语言学习的爆发期。虽然有人会提前一点，有人会推迟一点，但是期望孩子在12~13个月就提前进入语言学习爆发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只有在掌握了八九十个词汇量的时候，孩子才能说出名词+动词结构的话。如果懂得并将这些生长发育规律很好地运用到语言教育中，将会大大提高孩子语言学习的效果。反之，不但浪费时间，还会牺牲孩子的学习快乐和兴趣。
沈晓明非常希望发育儿科医生能够通过研究，发现更多的生长发育规律，并积极普及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让教育界了解。
学生学习困难或是犯错误有可能是因为疾病造成
沈晓明说，有一种病叫诵读困难，其实是孩子视觉有问题，他看任何东西都是倒过来的，6在他看来就是9。国外对此有研究，发现发病率甚高。这样的孩子学数学，估计怎么都学不好，但是能怪他吗？我们国家是否有得这种病的孩子，我们没有相关的研究。
还有一类孩子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在工读学校或少教所、少管所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犯过错误的，一般都被认为道德品质有问题，但是，医学研究发现，有些品行不良行为是因为医学问题引起，而不是道德问题。比如，铅中毒的孩子就会有攻击性行为。很多因打架被送到少管所的孩子就是因为铅中毒；有些有性侵犯行为的孩子不是思想品德有问题，而是因为血清睾酮水平太高导致的。
“你说这些孩子应该受到惩罚还是得到帮助？当然是帮助。但是现在的做法就是把他们和那些真正品行不好的孩子关在一起，这是莫大的错误。”沈晓明感叹道。
目前，沈晓明正在指导他的的研究生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希望能在两三年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彻底改变现在的教育观念。
青少年自杀不只是心理问题，更是生理问题
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不断发生，似乎有上升趋势，引起社会重视，越来越多的学校也配备了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和人员，可谓一大进步。但是沈晓明认为，预防青少年自杀，还应该有精神医学人员参与。
沈晓明说，一个正常人走向自杀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正常人——思想问题——心理问题——精神问题，等到第四阶段的时候，心理辅导就失去作用了，需要吃药来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校派人看着有自杀倾向的学生，但还是不能避免自杀行为。
“现在学校开始重视心理教育建立心理辅导站，但是这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精神医学参与。”
他建议，学校要引入精神医学保健网。
理想的特殊教育体系：“医教结合”
特殊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的对象是“病人”，因此特殊教育需要医生参与，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医生在我国的特殊教育体系中缺位，“以我一个儿科医生的角度去看，现在的特殊教育是有很多问题和瑕疵的。特教的老师很多都缺乏医学知识，不了解这些特殊的学生。
医生参与主要做些什么呢？大概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特殊教育有两种，一个是随班就读，一个是入特教学校，如何选择，需要医生给予入学前的医学评估；第二，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确定以后学什么比较好，需要医生参与意见；第三，特教学校要建立符合医学标准的康复中心，现在条件好的特殊学校虽有康复中心，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医学标准。
所以，在沈晓明看来，理想的特殊教育体系，应该是“医教结合”。
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审视教育体制中的一些问题
沈晓明坦言，因为医学背景，让他能以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教育，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审视教育体制当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视角”。在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上，他将会努力推动教育生理学的发展，让教育更加以人为本。他自己笑言，现在他在儿科医学的会上讲教育，在教育的会上谈儿科医学，就是希望二者能够联手，建立医教结合的制度。
对于教师，沈晓明总是自告奋勇地去讲这些东西，听课的老师都非常感兴趣。“现在还处于宣传发动阶段，还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先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对于儿科医生，沈晓明认为，儿童教育中存在许多儿科医学问题，做好儿童教育工作仅仅靠教师是不够的。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未来儿童保健的重要研究方向，儿童保健医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他建议，儿童保健医生应该走出诊室，走进学校。在关注生病的孩子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没有生病的孩子。
近年来，溺水、窒息、骨折等意外伤害明显上升，成为儿童成长中的“头号杀手”。在沈晓明的努力推动下，上海市从去年开始，对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进行了急症救助培训。该项计划引进了美国儿科学会培训教材，并结合中国国情，针对全市3.5万名幼儿园教师和保育人员进行“儿童急症救助”分层培训，为预防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加上一道“安全锁”。
“从医学上来说，现场应急救助技能相对比较简单，现场人员经一定培训后易于实施；正确而及时的现场处置将会对一些重症患儿的疾病预后和转诊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培训并不复杂，可能给那些老师讲上几分钟，就能多救活几条人命。”沈晓明说。他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负责本次培训项目的培训师教学培训工作。
沈晓明表示，今后他还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与教育生理学相关的工作。他希望所有跟孩子打交道的人都能懂得孩子，“作为教师更是首先要了解学生，这可能比教学教法更重要，应该是所有老师以及整个教育界都需要好好补上的一课”。(本报记者 马朝宏)
